南宋状元王十朋与新昌班竹兼论明清以来

图：年所摄之天姥山照片

南宋状元王十朋与新昌班竹——兼论明清以来之天姥山前从民国旅浙名流钱文选之全集见其所记与张载阳等人游新昌之事，梳而为文，一时引人发问曰，风云人物如张载阳者未读民民国《新昌县志》吗，彼等不知天姥山在新昌何处吗？非也，民国《新昌县志》就是在张载阳主导下由时任新昌县知事金汤侯监修的，且张载阳还亲自为之撰序。盖如张载阳等人，实皆以为天姥山与班竹山、会墅岭都是分开的，在其认识中，天姥山就是横板桥村天姥寺背后一小山，而不管在县志中如何描述。且县志或亦只为弥补缝古书之记载、因袭相承而已。实则，明清以来至民国，乃至当代改革开放以前，本地人也多以天姥寺旁天姥山为共识。何以言之？在张载阳之后，有新昌文史专家梁一圭，其于年以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之身份所撰之名胜调查，即以天姥寺后山（今所谓小庵山）为天姥山，报为浙江省名胜古迹。而在张载阳之前，则有晚清陈宁燮，清初桐城方苞，明末王思任，皆过天姥寺，望其小山，端然以为天姥峰。晚明时，王思任经班竹，过会墅与太平庵，而后曰：“行十里，望见天姥峰大丹郁起，至则野佛无家，化为废地，荒烟迷草，断碣难扪，农僧见人辄缩，不识李太白为何物，安可在痴人前说梦乎？”王氏不解太白风情，而其所谓天姥峰者亦明显为天姥寺之后山。质疑李白者，非独王思任，早在南宋，诗人黄宏《过天姥岭》诗亦曰：“天姥连天横，我过如牛脊。乃知李谪仙，梦游言过实。”继王思任之后，徐霞客过此，其日记曰：“下牛牯岭，三里，抵麓，又西逾小岭三重，共十五里，出会墅，大道自南来，望天姥山在内，已越而过之，以为会墅乃平地耳。复西北下三里，渐成溪，循之行五里，宿班竹旅社。”徐霞客所望之天姥山与王思任看到的天姥峰是一致的，都是天姥寺后山。从王思任到梁一圭，此诸公者，以其生平递而观之，则每一代间时隔皆未有超过一百年。桐城固非本地人，然其本是受季重等人影响，且亦土人引之，即知当时土人惟以天姥寺后山作天姥山。由是可知，自晚明以来以迄当代，不管诗人如何用典，而现实之中，人们所理解的天姥山，大抵都在天姥寺一边，而已不与会墅岭、班竹相关联。在与张载阳等人游览过后，钱文选又编撰《浙江名胜纪要》（年），举浙江各县市公路沿线山水与人文名胜，其于新昌惟选大佛寺（含隐岳寺）与鼓山书院，而对天姥山亦一字未及。盖桐城一讥，而后之人竟耻谈天姥乎？或曰，张载阳老家离天姥山綦远，且年少外出读书，后辗转沙场，晚又寓居杭州，其对天姥山实未作了解乎？更非也。民国二十三年（年）八月，以张载阳为董事长的绍曹蒿公司为乘客编撰了一部《越游遍览》（张载阳亲自题写书名），其中对天姥山、天姥寺一起略作介绍，文字部分皆采县志所描述，而其虽曰“距新昌站五十里”，然以其寺、山相绑定及所配照片观之，实际仍是以横板桥天姥寺后山为天姥山。新昌（剡东）天姥在唐宋为诗家重要典故，凡至者必有以咏之，盖自宋末以迄明清，现实中的天姥山与古诗文渐相分离，本地士人对其认识更是误入两大谬区，一则难逃科斗形文字的魔咒，二则难逃天姥寺的束缚。民国时期寓沪新昌籍名作家吕白华撰有《天姥山》一文，其略谓：“剡中自古山水胜，江平沙净，连峰绵邈，历代肥遁之士，往往栖遲其间，故流风余韵，历久不泯。然以荒山阻隔，游屐所不易至，于是诗人笔底，因向往心殷，遂有言过其实之弊。如李白之梦游天姥吟，首句即曰‘天姥山高一万八千尺’，读其诗，鲜有不瞿然惊者，以为峻峰危峦，过似峨嵋。实则天姥一寻常冈岭耳。独春三天气，桃花盛放，岚碧霞酣，清丽自是绝俗。”（年4月15日《时事新报》副刊《旅行周刊》念四期）年7月，吕白华又发表过一篇《怀——故乡湖山》，其中亦说：“并不是我拉了一个古诗人做幌子来不着边际的那么一大套，仍没有证实故乡的湖山，与说李太白的‘自爱名山入剡中”，当然也是亲历中的经验谈，可惜他没有再深入，因为横过剡湾以东的也是我的故乡古老山城的以东那天姥山，他不过留下了一首梦游诗，而现在，徒然剩下一块‘李太白梦游处’的石碑，欷倒着荒烟梦草里。”（年7月15日《新申报》）此正可佐证前说，民国时期的新昌人都是以天姥寺所在处为天姥山的，那块李白梦游处的石碑就立在天姥寺山门前。而吕白华对太白之理解，似亦不出王思任之窠臼。钱文选过天姥山地段时其游记中描述曰：“行未多时，已达仙女送刘阮出天台之路处，相传刘阮二人思家，仙女送之归，即由此路出山，三点钟过班竹站，土人言：‘前清提督学政到班竹系一站路，必须住一夕，是处有官妓伺候，昔日班竹地方繁盛，自科举废，即无办差之举，故日渐衰落，今则村舍凋零，人烟稀少。’伊等谈及，咸有不胜今昔之感。”班竹之今昔若此，而天姥之今昔又何如？吾昔者尝谓天姥山包括班竹山，班竹山即天姥山，实唐宋迭代，新昌建县，及建天姥院（天姥寺），随时代之变革，班竹之名鹊起，而天姥之名日晦矣。其初或因往来官商士子客游观天姥山之便，此地商铺林立，旅馆众多，乃至有妓者公然招客，而后人皆渐忘其为天姥山之本来面目。清代仙居诗人朱亢宗之诗《斑竹》曰：“越中处处为山阻，天台之山连天姥。程途向晚斑竹来，娼楼几处邻山开。家家唤客堪投宿，无数佳人都出屋。旅馆看山山更佳，峰峰积翠苍烟埋。当窗戏拥如花语，笑声未了歌声起。小娃意态更清闲，对客自约双鸦鬟。香雾清辉互行酒，竹枝几调新上口。我已看山遍浙东，一生爱住花丛中。嘈杂村讴意不适，起趁山风自吹笛。”此一幕大有现代化中国之感，其所状摹彼时班竹之现况，偪然入眼，极富画面。大才子袁枚到此亦乐而不知返，其《班竹小住》曰：“我爱班竹村，花野得真意。虽非仙人居，恰是仙人地。两山青夹天，中间茅屋至。佳人出浣衣，随人作平视。仙禽了无猜，神鱼不知避。我坐支机石，与谈尘外事。人语乱溪声，钗光照峦翠。可惜游人心，小住非久计。一出白云中，又入人间世。”风流故事，如此乐道者，还真以为是刘阮遇到了仙。而更早在明代，王思任已曰：“饭斑竹岭，酒家胡当炉，艳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无不真实写出了班竹之地的服务产业，而其浪漫之行亦跃然于纸上。天下士子慕天姥而来者，皆乐于班竹楼中一小宿，而其身在天姥浑然而不自觉者，遂在天姥之外而另寻天姥峰，此其真意又岂在天姥山。新昌有班竹之名，盖始见于南宋初期的王十朋。王氏有述班竹诗，题曰《柘溪道旁有班竹百余挺，潇洒可爱，与先之赏翫移时，因念乡间无是种，约异日移其根，予戏颂‘君看江上千竿竹，不是男儿泪点班’之句，遂发一笑，既而作数语解异世妇人之嘲，且志不必移根也》，其诗曰：“男儿有泪不染竹，当作包胥贾生哭。湘源遗种虽可爱，节目尚余儿女态。谁能千里移此根，出门又恐添啼痕。不如还家种慈竹，不厌千竿万竿绿。”其《代妇人答》又曰：“君勿题诗訾湘竹，君勿笑他儿女哭。人为钟情故生爱，夫妇相思乃常态。为君飘荡太无根，两脸尽是思君痕。安得相依似双竹，长保千秋万秋绿。”王十朋以潇湘典故写其眼前所见之竹，然则何以见得他所写的就是新昌天姥山下的班竹呢？诗题点出了“柘溪道旁有班竹百余挺”，试看宋嘉泰《会稽志》曰：“柘溪，在（新昌）县东南二十五里，源出天姥山。”成化《新昌县志》曰：“柘溪，在县东南十里二十都，发源自九岩山诸壑，流入九潭，复北流入柘溪，至虎队与东溪上合流。”宋代府志与明代县志，一曰东南二十五里，一曰东南十里，实则无异，盖溪之延长，而上下游之区别。王十朋为温州乐清人，绍兴二十七年状元，官累至龙图阁学士致仕。按宋嘉定《赤城志》，宋代台州亦有柘溪，然王十朋另有《西征》一诗曰：“绍兴建元二十二，良月壬午时丁未。王家辞弟游帝都，出门满眼思亲泪。鹡鸰送我过原隰，朋友携尊宿萧寺。朝离黄塘惜分别，莫宿青山嗟独自。初心满拟游雁山，行止非人辄乖异。黄岩留连越三宿，故旧过从日沈醉。郑生伴我千里行，近世人无此风义。皇华亭上一回首，陡觉眉头起乡思。西江十里浮桥边，把酒登楼吟拥鼻。山行初逢建子月，入眼梅花已春意。前观三渡觉非旧，下视两滩真可畏。渡头仙人还笑我，髭鬚如棘犹名利。欲入天台观石桥，行来匆匆未能遂。途中邂逅张老丞，十五年前乐清尉。自嗟吾非沈谢辈，面目从来苦难记。飞泉枕上梦成魔，达旦思家何曾睡。细雨濛濛入关岭，旅邸重寻旧题字。雨脚微收过天姥，洗出峯峦叠苍翠。刘阮祠荒土犹赤，溪山真是神仙地。道旁石现小金仙，传舍荒凉谁废置。柘溪竹染儿女痕，石岭松含栋梁器。路入南明观石佛，楼阁岧嶤更深邃。八年行役两来游，岩上题诗记前事。乘兴剡溪寻故人，久别相逢杂悲喜。义风吹水送行舟，越国江山满瞻视。十四岁娥孝且烈，三百里湖明更媚。千岩竞秀壑争流，终日贪看趣遥寄。西兴渡口声如雷，银浪崔嵬魄惊悸。江神为我风色平，天阙煌煌瞻象魏。贤关访旧话酸辛，更食虀盐旧滋味。学官欲以职事留，自媿非才力辞避。观台云物端可书，宫线初长日南至。龙山僦舍观大礼，仪仗森然典文备。人臣贵盛古今无，秦公父子俱为使。景灵告谢乐声回，鹓鹭花枝侈君赐。西游连日覩天顔，和气氤氲散憔悴。岁云莫矣却归来，捉笔书为于役志。”此诗所纪者，由温台而经新昌，一路北行，以目的地杭州在温州之西北，故曰“西征”。这首诗也提到了柘溪之班竹，诗谓：“细雨濛濛入关岭，旅邸重寻旧题字。雨脚微收过天姥，洗出峯峦叠苍翠。刘阮祠荒土犹赤，溪山真是神仙地。道旁石现小金仙，传舍荒凉谁废置。柘溪竹染儿女痕，石岭松含栋梁器。路入南明观石佛，楼阁岧嶤更深邃。”此段由关岭起而全在新昌境内，所谓“柘溪竹染儿女痕”，即其前诗中之“柘溪道旁有班竹百余挺”者也。两相比较，故可知王十朋诗中之柘溪即新昌县之柘溪，其所谓班竹即新昌天姥山中之班竹。或问，王十朋诗中所谓“旅邸重寻旧题字”之题字在何处？在关岭也。因王十朋曾有诗《关岭旅邸观林同季野去秋题壁》曰：“去岁还家秋正杪，今年行役暑初残。同行壁上留题字，特下篮舆仔细看。”林同，字季野，与王十朋同时期的诗人，盖其在关岭某石壁上曾有题字。班竹在明清横空崛起，原来其始作“咏”者乃是宋代的王十朋。在王十朋以前的古诗文中，无一人道及新昌有班竹，盖亦如其诗中所谓“千里移此根”，新昌之班竹大抵是从别处移植而来，而若结合当时之国势，则此班竹盖亦如衣冠南渡，远道从中原而来，所以其又用包胥、贾生之典故以表达男儿不应有班竹之泪，而更当心存恢复中原之志。宋时新昌并无班竹村之村名，亦尚无班竹山之山名，而王十朋所述之班竹则其在新昌实见之班竹，此竹又曰湘妃竹，相传因舜帝之妃而名，西晋张华《博物志》曰：“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斑字亦常写作班。盖南宋时有人在新昌天姥山中种植了班竹，或即当时有士人隐居于此。后来章姓人家迁居至于此，聚族而居，衍为著姓，遂以其地多班竹之故而名其村，复又以之名其溪，名其山，于是班竹之声名鹊起矣。盖其本在天姥山中，而竟至与天姥相并列，乃至其声掩过天姥。天姥山自有其方圆之范围，固非狭隘之某一隅之地，是故吴越时择其地而造寺而名之曰天姥院，其南自天台入关岭曰天姥山，其北沿柘溪而上亦曰天姥山，此皆以其小者而指大，以其局部而言全部，即所谓天姥岭亦可说是贯天姥山而过之古驿道，如明人陆深《经天姥》曰：“秀色南来连五岭，文星高处接三台”，所谓五岭盖指班竹岭、会墅岭、冷水岭、关岭等天姥山驿道中之诸小岭。然而具体到天姥峰则必有一落脚处。诗人写诗，强于文学，而缺乏逻辑，大多天马行空，以唐宋人之诗观之，则大抵可见所云天姥峰在今班竹地段，或即之最高峰而言，所以有所谓天姥乃一邑之望山，非其最高峰而不可望也。如南宋黄度曰：界乎东南之间，层峤叠壁，如连云如阵马者，天姥也。岂非李太白所尝登蹑者乎？”是其立于孟塘山之平冈而能望见者。然而除了天姥山在“剡县南八十里”及在“新昌县东或东南五十里”之记载外，历代并无其他明确之指向。而诗非史证，故由天姥峰演变为班竹者亦只聊备一说。然吕光洵于万历二年为《班竹章氏家乘》作序曰：“岁时拜先君墓，道经天姥，天姥峰下为班竹乡，章氏家数百年，族人繁盛，于余家为世戚。”盖如吕光洵之辈大概尚知班竹在天姥山中，班竹村所对之峰亦即天姥峰。而后来天姥峰这一落脚处渐渐转移到了天姥寺后山，其始于王思任乎？亦未必，吾人固不能妄诬其人，其实还是因为天姥寺的存在，而生以小指大、以局部而言全部之误会，必不止王思任一人，盖在他之前亦或有人以天姥寺后山为天姥峰，此皆无足为怪。而至于清代，则迳以天姥寺后面之小山（今所谓小庵山者）为天姥峰，已很明显，甚至成为众人之共识。桐城方苞《题天姥寺壁》自不用说，如王又曾（—）诗曰：“天姥峰阴天姥寺，竹房涧户窈然通。老僧敲磐雨声外，危坐诵经云气中。”山之北，水之南为阴，天姥峰的北面为天姥寺，也即天姥峰在天姥寺的南面。又如袁枚曰：“正是清和节，刚来天姥峰。青莲曾入梦，老衲又鸣钟。”皆是以天姥寺作为天姥峰的落脚点，这一指向性的认识一直延续到当代，直到年重修《新昌县志》，而对天姥山诸峰作出了新的判别与划分，当然也未必就对。天姥山自魏晋以名，迄今千七百余年，多少风云变幻，所谓四万八千丈之高度早已深植于历代诗文之中，而其形神与诗魂俱化，飘荡在历史时空中。而现实中的天姥山，却因人而异有不同的理解，又因时而异有不同的延伸与变化，乃至天姥峰之落脚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不同。而于今人而言，俱已成历史，所谓越人语天姥，是何时之越人耶，有唐宋之人，有明清之人，有民国之人，有当世之人，盖亦不可混而为一概。若云复兴者，是复何时之兴也耶。剡溪小北，年7月2日于梁溪

君子其困也，致命以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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