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昌盛文章流别集与总集典范的建立
《文章流别集》
与总集典范的建立
徐昌盛
原刊《文学遗产》年第1期挚虞（？—）是西晋重要的礼学家、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文章流别集》不仅是第一部按照文体分类的文章总集，而且为后世的总集编纂树立了典范，这是魏晋时期文体、文论、文选、文集等四个方面演进的结果。一、“区判文体”：文体分类的现实要求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区判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眎擿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1]萧子显着重强调了挚虞的辨别文体的功业。罗宗强说《文章流别论》“实为其时文体论之集大成之作”[2]，但具体的文体分类和面貌现已不甚清楚，根据学者的研究，已知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设论、碑、图谶、史述、符命等十三种[3]。《文章流别集》是第一部以文体“类聚区分”的总集，而文体分类必然面临文体淆乱的问题，因此文体辨析成为首要的任务。《文章流别集》的选篇以汉代为主，挚虞的“区判文体”直接面对汉代的文体淆乱。兹以赋颂为例，赋颂是当时最重要的文体，挚虞指出汉人往往混用不加区别。《文章流别论》说：“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4]挚虞指出马融的《广成颂》和《上林颂》明明是当时的赋体，却称之曰颂体，则对马融的赋、颂不分提出了批评。《文心雕龙·颂赞》也说：“马融之《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5]刘勰认为马融意在作颂、却成赋体，批评他沉湎文辞而不探究文体实质。马融的《上林颂》已佚，曹丕《典论》说：“议郞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城，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6]《后汉书》本传也说马融“上《广成颂》以讽谏”[7]，马融跟从桓帝到广城狩猎，学习《七发》铺陈田猎的壮观，最后写了水灾和蝗灾，属曲终奏雅之意，则《上林颂》的写作目的是赋体的讽谕劝谏，并非颂体的赞美功德。马融是东汉的著名学者，实际创作中出现了以赋为颂的情况，说明当时赋颂的界限尚未分明。赋颂不分是汉代文学突出的现象，现代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深化了对这一现象的认识[8]。值得注意的是，今人的发现即使揭示了事物的真相，但也可能超越了古人的理解，要根据文献记载的实际，准确把握当时学者的文体观念。在魏晋南北朝的学者看来，汉代的赋颂不分是被视为文体混淆的事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献《大人赋》说“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9]，这是以颂称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荀赋之属”著录“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10]，这是以颂属赋。《汉书·淮南王传》说载武帝每宴见刘安，“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11]，《汉书·枚皋传》说“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12]，这是赋颂并举。《文选》的王褒《洞箫赋》李善注引《汉书》载：“帝太子体不安，苦忽忽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娱侍太子，朝夕诵书奇文，及自所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嘉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13]察《洞箫颂》本文，确属赋体，因此萧统归入赋体音乐类。东汉班固的《西都赋》有“采游童之欢谣，第从臣之嘉颂”[14]句，似仍以颂称赋。《东观汉记》载：“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纪》示东平宪王苍，苍因上《世祖受命中兴颂》。上甚善之，以问校书郞，此与谁等，皆言类相如、扬雄，前代史岑比之。”[15]刘苍以《世祖受命中兴颂》比类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赋作，仍然属于赋颂不分。前述马融《广成颂》以颂为赋，又马融《长笛赋序》说：“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颂》。”[16]《六臣注文选》李周翰注称“赋之言颂者，颂亦赋之通称也”[17]，则赋颂不分的情形直至汉末依旧存在。
直到建安末期，赋颂的区判才引起文人的- 上一篇文章： 年10月9日产地中药材收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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