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六记杨绛先生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

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岁高龄于年5月25日1时10分逝世。

杨绛先生曾在《我们仨》里写道：“年早春，阿媛去世。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如今，杨绛先生也“走”了，“我们仨”终得以在天堂重聚……

5月20日那一天，我们曾经分享过杨绛先生的几篇旧文——《杨绛：人世间最理想的婚姻》，然而，要了解先生那种淡漠名利的从容、宠辱不惊的淡定、独善其身的安静、看透得失的通达，或许还是《干校六记》。

钱锺书：《干校六记》序言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

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虐，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

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

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

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作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

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

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

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

《浮生六记》——一部我不很喜欢的书——事实上只存四记，《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发现大小作家们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已成为文学研究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了。谁知道没有那么一天，这两部书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钱锺书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干校六记》之一：

下放记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我们夫妇同属学部；默存在文学所，我在外文所。

一九六九年，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住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只能等待。

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也来不及。工、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也得等待；但两人一起等，可以说说话。

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他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耽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我着看他的脸色，猜不出什么事。

我们挤上了车，他才告诉我：“这个月十一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象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我们商量好：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只怕轮不到我们了。可是只差几天，等不及这个生日，他就得下干校。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号走。

我们到了预定的小吃店，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不过是鸡皮鸡骨。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饭还是咽不下。

只有—个星期置备行装，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在家收抬东西。

这次下放是所谓“连锅端”——就是拔宅下放，好象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没用的东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宝贵的图书、笔记等等，全得带走，行李一大堆。

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女婿得一，各在工厂劳动，不能叫回来帮忙。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收拾行李，并且学别人的样，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防旅途摔破或压塌。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经受折磨，就叫锻炼；除了准备锻炼，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怕不经穿；如果太结实，怕洗来费劲。

我久不缝纫，胡乱把耐脏的料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毡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我补了一条裤子，坐处象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默存倒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随处都可以坐下。他说，不用筹备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于家人团聚，等几时阿圆和得一乡间落户，待他们迎养吧。

转眼到了十一号先遣队动身的日子。我和阿圆、得一送行。默存随身行李不多，我们找个旮旯儿歇着等待上车。待车室里，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

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起，我们可以放心。

得一掮着、拎着别人的行李，我和阿圆帮默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排队挤进月台，挤上火车，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我们三人就下车，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

我记得从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摆渡的小火轮，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小船慢馒向大船开去，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迸断，岸上就拍手欢呼。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迸断的彩带好似迸断的离情。这番送人上干校，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就决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断。

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可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

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

我们默默回家；阿圆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厂。他们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个工厂劳动。

过了一两天，文学所有人通知我，下干校的可以带自己的床，不过得用绳子缠捆好，立即送到学部去。粗硬的绳子要缠捆得服贴，关键在绳子两头；不能打结子，得把绳头紧紧压在绳下。

这至少得两人一齐动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请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么也无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别捆；而且我至少还欠一只手，只好用牙齿帮忙。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用牙咬住，然后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复写上默存的名字。

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处去。据默存来信，那三部分重新团聚一处，确也害他好生寻找。

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辞儿，不称“所”而称“连”。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

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象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独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忧别恨，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别是一般”的“滋味”。学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没下去的也得加紧干活儿。成天坐着学习，连“再教育”我们的“工人师父”们也腻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小“师父”嘀咕说：“我天天在炉前炼钢，并不觉得劳累，现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痛，脑袋也痛，浑身不得劲儿。”显然炼人比炼钢费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功夫。

炼人靠体力劳动。我们挖完了防空洞——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捆，扎，搬运，从这楼搬到那搂，从这处搬往那处；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又搬别单位的图书。

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室去搬出书籍、书柜、书架等，要腾出屋子来。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二十来个嚏喷。我们尽管戴着口罩，出来都满面尘土，咳吐的尽是黑痰。

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来。这又使我惊叹，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弱者总沾便宜；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但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

他们一下去，先打扫了一个土积尘封的劳改营。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燠热。忽然一场大雪，满地泥泞，天气骤寒。十七日大队人马到来，八十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都睡在土炕上。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匝，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有烧鸡，还有煮熟的乌龟。我问默存味道如何；他却没有尝过，只悄悄做了几首打油诗寄我。

罗山无地可耕，干校无事可干。过了一个多月，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箱笼物件，搬到息县东岳。地图上能找到息县，却找不到东岳。那儿地僻人穷，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投”。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见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请人代洗，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当然关心干校生活，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大家最爱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

当地竭泽而渔，食堂改善伙食，有红烧鱼。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可是吃来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个究竟，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

大家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说钱钟书和丁××两位一级研究员，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我代他们辩护：锅炉设在露天，大风大雪中，烧开一锅炉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话毕竟还是笑话。

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充当壮劳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老弱病残”都在免役之列，只干些打杂的轻活儿。他们下去八个月之后，我们的“连”才下放。那时候，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

我们“连”是一九七0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

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的时候，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

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

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先生一家三口合影

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

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怒道：“胡说！你什么钱钟书！钱钟书我认识！”默存一曰咬定自已是钱钟书。黄大夫说：“我认识钱钟书的爱人。”默存经得起考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黄大夫还待信不信，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就不再争辩。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她不禁大笑说：“怎么的，全不象了。”

我记不起默存当时的面貌，也记不起他穿的什么衣服，只看见他右下额一个红胞，虽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状却峥嵘险恶：高处是亮红色，低处是暗黄色，显然已经灌脓。

我吃惊说：“啊呀，这是个疽吧？得用热敷。”可是谁给他做热敷呢？我后来看见他们的红十字急救药箱，纱布上、药棉上尽是泥手印。默存说他已经生过一个同样的外疹，领导上让他休息了几天，并叫他改行不再烧锅炉。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

他的顶头上司因我去探亲，还特地给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长却非常严厉，只让我随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队。

默存送我回队，我们没说得几句话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圆和我暂时还瞒着他，这时也未及告诉。

过了一两天他来信说：那个胞儿是疽，穿了五个孔。幸亏打了几针也渐见痊好。

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称为大礼拜。如有事，大礼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是同在一处了。

……

《干校六记》之五：

冒险记幸

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梦蒙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象刀刃一样坚硬，害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

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成泥团子。

厨房只是个席棚；旁边另有个席棚存放车俩和工具。我们端着饭碗尽量往两个席棚里挤。棚当中，地较干；站在边缘不仅泥泞，还有雨丝飕飕地往里扑。但不论站在席棚的中央或边缘，头顶上还点点滴滴漏下雨来。

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腕。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也不能由北京邮寄。唉！息县的雨天，实在叫人鼓不起劲来。

一次，连着几天下雨。我们上午就在村里开会学习，饭后只核心或骨干人员开会，其余的人就放任自流了。

许多人回到寄寓的老乡家，或写信，或缝补，或赶做冬衣。我住在副队长家里，虽然也是六面泥的小房子，却比别家讲究些，朝南的泥墙上还有个一尺宽、半尺高的窗洞。我们糊上一层薄纸，又挡风，又透亮。

我的床位在没风的暗角落里，伸手不见五指，除了晚上睡觉，白天耽不住。屋里只有窗下那一点微弱的光，我也不愿占用。况且面里的全副武装——雨衣、雨裤、长统雨鞋，都沾满泥浆，脱换费事；还有一把水淋淋的雨伞也没处挂。我索性一手打着伞，一手拄着拐棍，走到雨里去。

我在苏州故居的时候最爱下雨天。后园的树木，雨里绿时青翠欲滴，铺地的石子冲洗得光洁无尘；自己觉得身上清润，心上洁净。可是息县的雨，使人觉得自己确是黄土捏成的，好象连骨头都要化成一堆烂泥了。

我踏着一片泥海，走出村子；看看表，才两点多，忽然动念何不去看看默存。我知道擅自外出是犯规，可是这时候不会吹号、列队、点名。我打算偷偷儿抄过厨房，直奔西去的大道。

连片的田里都有沟；平时是干的，积雨之后，成了大大小小的河渠。我走下一座小桥，桥下的路已淹在水里，和沟水汇成一股小河。但只差几步就跨上大道了。我不甘心后退，小心翼翼，试探着踩过靠岸的浅水；虽然有几脚陷得深些，居然平安上坡。我回头看看后无追兵，就直奔大道西去，只心上切记，回来不能再走这条路。‘

泥泞里无法快走，得步步着实。

雨鞋愈走愈重；走一段路，得停下用拐杖把鞋上沾的烂泥拔掉。雨鞋虽是高统，一路上的烂泥粘得变成“胶力士”，争着为我脱靴；好几次我险的把雨鞋留在泥里。而且不知从哪里搓出来不少泥丸子，会落进高统的雨鞋里去。

我走在路南边，就觉得路北边多几茎草，可免猾跌；走到路北边，又觉得还是南边草多。

这是一条坦直的大道，可是将近砖窑，有二三丈路基塌陷。当初我们菜园挖井，阿香和我推车往菜地送饭的时候，到这里就得由阿香推车下坡又上坡。连天下雨，这里一片汪洋，成了个清可见底的大水塘。中间有两条堤岸；我举足踹上堤岸，立即深深陷下去；原来那是大车拱起的轮辙，浸了水是一条“酥堤“。

我跋涉到此，虽然走的是平坦大道，也大不容易，不愿废然而返。水并不没过靴统，还差着一二寸。水底有些地方是沙，有些地方是草；沙地有软有硬，草地也有软硬。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试探着前行，想不到竟安然渡过了这个大水塘。

上坡走到砖窑，就该拐弯往北。有一条小河由北面南，流到砖窑坡下，稍一停洄，就泛入窑西低洼的荒地里去。坡下那片地，平时河水婉蜒而过，雨后水涨流急，给冲成一个小岛。

我沿河北去，只见河面愈来愈广。默存的宿台在河对岸，是几排灰色瓦房的最后一排。我到那里一看，河宽至少一文。原来的一架四五尺宽的小桥，早已冲垮，歪歪斜斜浮在下游水面上。

雨丝绵绵密密，把天和地都连成一片；可是面前这一道丈许的河，却隔断了道路。

我在东岸望着西岸，默存住的房间更在这排十几间房间的最西头。我望着望着，不见一人；忽想到假如给人看见，我岂不成了笑话。没奈何，我只得踏着泥泞的路，再往回走；一面走，一面打算盘。

河愈南去愈窄，水也愈急。可是如果到砖留坡下跳上小岛，跳过河去，不就到了对岸吗？那边看去尽是乱石荒墩，并没有道路；可是地该是连着的，没有河流间隔、但河边泥滑，穿了雨靴不如穿布鞋灵便；小岛的泥土也不知是否坚固。

我回到那里，伸过手杖枝去扎那个小岛，泥土很结实。我把手杖扎得深深地，攀着杖跳上小岛，又如法跳到对岸。一路坑坑坡坡，一脚泥、一脚水，历尽千难万阻，居然到了默存宿舍的门口。

我推院进去，默存吃了一惊。

“你怎么来了？”

我笑说，“来看看你。”

默存急得直骂我，催促我回去。我也不敢逗留，因为我看过表，一路上费的时侯比平时多一倍不止。我又怕小岛愈冲愈小，我就过不得河了。灰蒙蒙的天，再昏暗下来，过那片水塘就难免陷入泥里去。

恰巧有人要过砖窑往西到“中心点”去办事。我告诉他说，桥已冲跨。他说不要紧，南去另有出路。我就跟他同走。默存穿上雨鞋，打着雨伞，送了我们一段路。

那位同志过砖窑往西，我就往东。好在那一路都是刚刚走过的，只需耐心、小心，不妨大着胆子。我走到我们厨房，天已经昏黑。晚饭已过，可是席棚里还有灯火，还有人声。我做贼也似的悄悄掠过厨房，泥泞中用最快的步子回屋。

我再也记不起我那天的晚饭是怎么吃的：记不起是否自己保留了半个馒头，还是默存给我吃了什么东西；也记不起是否饿了肚子。我只自幸没有掉在河里，没有陷入泥里，没有滑跌，也没有被领导抓住；便是同屋的伙伴，也没有觉察我干了什么反常的事。

入冬，我们全连搬进自已盖前新屋。军宣队要让我们好好过个年，吃一餐丰盛的年夜饭，免得我们苦苦思家。

外文所原是文学所分出来的。我们连里有几个女同志的“老头儿”（默存就是我的“老头儿”——不管老不老，丈夫就叫“老头儿”）在他们连里，我们连里同意把几位“老头儿”请来同吃年夜饭。

厨房里的烹调能手各显奇能，做了许多菜：熏鱼、酱鸡、红烧猪肉、咖喱牛肉等等应有尽有；还有凉拌的素菜，都狠可口。默存欣然加入我们菜园一伙，围着一张长方大桌子吃了一餐盛馔。小趋在桌子底下也吃了个撑肠拄腹；我料想它尾巴都摇酸了。

记得默存六十周岁那天，我也附带庆祝自己的六十虚岁，我们只开了一关头红烧鸡。那天我虽放假，他却不放假。放假吃两餐，不放假吃三餐。我吃了早饭到他那里，中午还吃不了饭，却又等不及吃晚饭就得回连，所以只勉强啃了几口馒头。

这番吃年夜饭，又有好菜，又有好酒；虽然我们俩不喝酒，也和旁人一起陶然忘忧。晚饭后我送他一程，一路走一路闲谈，直到拖拉机翻倒河里的桥边，默存说：“你回去吧。”他过桥北去，还有一半路。

那天是大雪之后，大道上雪已融体，烂泥半干，踩在脚下软软的，也不滑，也不硬。可是桥以北的小路上雪还没化。天色已经昏黑，我怕默存近视眼看不清路——他向来不会认路——干脆直把他送回宿舍。

雪地里，路径和田地连成一片，很难分辨。我一路留心记住一处处的标志，例如哪个转角处有一簇几棵大树、几棵小树，树的枝叶是什么姿致；什么地方，路是斜斜地拐；什么地方的雪特厚，哪是田边的沟，面上是雪，踹下去是半融化的泥浆，归途应当回避等等。

默存屋里已经灯光雪亮。我因为时间不早，不敢停留，立即辞归。一位年轻人在旁说，天黑了，他送我回去吧。我想这是大年夜，他在暖融融的屋里，说说笑笑正热闹，叫他冲黑冒寒送我，是不情之请。所以我说不必，我认识路。

默存给他这么一提，倒不放心了。我就吹牛说：“这条路，我哪天不走两遍！况且我带着个很亮的手电呢，不怕的。”其实我每天来回走的路，只是南岸的堤和北岸的东西大道。

默存也不知道不到半小时之间，室外的天地已经变了颜色，那一路上已不复是我们同归时的光景了。而且回来朝着有灯光的房子走，容易找路；从亮处到黑地里去另是一回事。我坚持不要人送，他也不再勉强。他送我到灯光所及的地方，我就叫他回去。

我自恃惯走黑路，站定了先辨辨方向。

有人说，女同志多半不辨方向。我记得哪本书上说，女人和母鸡，出门就迷失方向。这也许是侮辱了女人。但我确是个不辨方向的动物，往往‘欲往城南往城北”。默存虽然不会认路，我却靠他辨认方向。这时我留意辩明方向：往西南，斜斜地穿出树林，走上林边大道；往西，到那一簇三五棵树的地方，再往南拐；过桥就直奔我走熟的大道回宿舍。

可是我一走出灯光所及的范围，便落入一团昏黑里。

天上没一点星光，地下只一片雪白；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路。打开手电，只照见远远近近的树干。我让眼睛在黑暗里习惯一下，再睁眼细看，只见一团昏黑，一片雪白。

树林里那条蜿蜒小路，靠宿舍里的灯光指引，暮色苍茫中依稀还能辨认，这时完全看不见了。我几乎想退回去请人送送。可是再一转念：遍地是雪，多两只眼睛亦未必能找出路来；况且人家送了我回去，还得独自回来呢，不如我一人闯去。

我自信四下观望的时候脚下并没有移动。我就硬着头皮，约莫朝西南方向，一纳头走进黑地里去。假如太往西，就出不了树林；我宁可偏向南走。地下看着雪白，踩下去却是泥浆。幸亏雪下有些黍秸秆儿、断草绳、落叶之类，倒也不很滑。我留心只往南走，有树挡住，就往西让。

我回头望望默存宿舍的灯光，已经看不见了，也不知身在何处。走了一回，忽一脚踩个空，栽在沟里，吓了我一大跳；但我随即记起林边大道旁有个又宽又深的沟，这时撞入沟里，不胜忻喜，忙打开手电，找到个可以上坡的地方，爬上林边的大道。

大道上没雪，很好走，可以放开步子；可是得及时往南拐弯。如果一直走，便走到“中心点”以西的邻树去了。大道两旁植树，十几步一棵。我只见树干，看不见枝叶，更看不见树的什么姿致。来时所认的标志，一无所见。

我只怕错失了拐弯处，就找不到拖拉机翻身的那座桥。迟拐弯不如早拐弯——拐迟了走入连片的大田，就够我在里面转个通宵了，所以我看见有几棵树聚近在一起，就忙拐弯往南。

一离开大道，我又失去方向；走了几步，发现自己在黍秸丛里。我且直往前走。只要是往南，总会走到河边；到了河边，总会找到那座桥。

我曾听说，有坏人黑夜躲在黍秸田里；我也怕野狗闻声蹿来，所以机伶着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轻悄悄地走，不拂动两旁黍秸的枯时。脚下很泥泞，却不滑。

我五官并用，只不用手电。不知走了多久，忽见前面横着一条路，更前面是高高的堤岸。我终于到了河边！只是雪地又加黑夜，熟悉的路也全然陌生，无法分辨自已是在桥东还是桥西。因为桥西也有高高的堤岸。

假如我已在桥西，那条河愈西去愈宽，要走到“中心点”西头的另一个砖窑，才能转到河对岸，然后再折向东去找自己的宿舍。听说新近有个干校学员在那个砖窑里上吊死了。幸亏我已经不是原先的胆小鬼，否则桥下有人淹死，窑里有人吊死，我只好徘徊河边吓死。我估计自己性急，一定是拐弯过早，还在桥东，所以且往西走；一路拢去，果然找到了那座桥。

过桥虽然还有一半路，我飞步疾行，一会儿就到家了。

“回来了？”同屋的伙伴儿笑脸相迎，好象我才出门走了几步路。在灯光明亮的屋里，想不到昏黑的野外另有一番天地。

一九七一年早春，学部干校大搬家，由息县迁往明港师部的营房。干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

看电影大概也算是一项学习，好比上课，谁也不准逃学（默存因眼睛不好，看不见，得以豁免）。

放映电影的晚上，我们晚饭后各提马札儿，列队上广场。各连有指定的地盘，各人挨次放下马札儿入座。

有时雨后，指定的地方泥泞，马扎儿只好放在烂泥上；而且保不定天又下雨，得带着雨具。天热了，还有防不胜防的大群蚊子。

不过上这种课不用考试。我睁眼就看看，闭眼就歇歇。电影只那么几部，这一回闭眼没看到的部分，尽有机会以后补看。回宿舍有三十人同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我只需旁听，不必泄漏。

《干校六记》之六：

误传记妄

我寄寓杨村的时候，房东家的猫儿给我来了个恶作剧。

我们屋里晚上点一只油盏，挂在门口墙上。我的床离门最远，几乎全在黑影里。有一晚，我和同屋伙伴儿在井边洗漱完毕，回房睡觉，忽发现床上有两堆东西。我幸未冒冒失失用手去摸，先打开手电一照，只见血淋淋一只开膛破肚的死鼠，旁边是一堆粉红色的内脏。我们谁也不敢拿手去拈。

我战战兢兢移开枕被，和同伴提着床单的四角，把死鼠抖在后院沤肥的垃圾堆上。第二天，我大老清早就起来洗单子，汲了一桶又一桶的井水，洗了又洗，晒干后又洗，那血迹好象永远洗不掉。

我遇见默存，就把这桩倒霉事告诉他，说猫儿“以腐鼠‘饷’我”。

默存安慰我说：“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我听了大笑，凭他运用多么巧妙的圆梦术或拆字法，也不能叫我相信他为我编造的好话。

我大可仿效大字报上的语调，向他大喝一声：“你的思想根源，昭然若揭！想离开此地吗？休想！”说真话，他虽然如此安慰我，我们都懂得“自由是规律的认识”；明知这扇门牢牢锁着呢，推它、撞它也是徒然。

这年年底，默存到菜园来相会时，告诉我一件意外的传闻。

默存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我喜出望外。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尽管夫妻不在一处，也享不到这个权利。

过了几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我，特来报告他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

我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过了几天，他来看我时脸上还是静静的。我问：

“还没有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他。

他告诉我回京的有谁、有谁。我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我陪他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

默存比别人“少壮”吗？我背诵着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感触万端。

我第一念就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这份材料若没有“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出次字报，声讨默存轻蔑领导的著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象。

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宇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

我们俩各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把这事告知默存。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两人忙忙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浆溯和手电到学都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第二天，我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斗。

可是事后知道，大字报所控确有根据：有人告发钱某说了如此这般的话。这项“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红卫兵的调查想必彻底，可是查无实据。

默存下干校之前，军宣队认为“告发”的这件事情节严重，虽然查无实据，料必事出有因，命默存写一份自我检讨。默存只好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我想起这事还心上不服。过一天默存到菜园来，我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默存说我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我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京的人动身那天，我们清早都跑到广场沿大道的那里去欢送。客里送人归，情怀另是一般。我怅然望着一辆辆大卡车载着人和行李开走，忽有女伴把我胳膊一扯说：“走！咱们回去！”我就跟她同回宿台；她长叹一声，欲言又止。我们各自回房。

杨绛家中一角。年，钱瑗去世，次年，钱钟书也离开人间

回家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

我独往菜园去，忽然转念：我如送走了默存，我还能领会“咱们”的心情吗？只怕我身虽在干校，心情已自不同，多少已不是“咱们”中人了。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我自惭误听传闻，心生妄念，只希望默存回京和阿圆相聚，且求独善我家，不问其它。解放以来，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当初了。

默存过菜园，我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默存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没有书却不好过口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象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干校迁往明港，默存和我的宿舍之间；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只需五六分钟。

我们住的是玻璃窗、洋灰地的大瓦房。伙食比我们学部食堂的好。厕所不复是苇墙浅坑，上厕也不需排队了，居处宽敞，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

阿圆在京，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报刊。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

宿告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急。

干校实在不干什么，却是不准离开。火车站只需一小时多的步行就能到达，但没有军宣队的证明，买不到火车票。

一次默存牙痛，我病目。我们约定日子，各自请了假同到信阳看病。医院新发明一种“按摩拔牙”，按一下，拔一牙。病人不敢尝试，都逃跑了。

默存和我溜出去游了一个胜地——忘了名称。山是一个土墩，湖是一个半干的水塘，有一座破败的长娇，山坳里有几畦药苗。虽然没什么好玩的，我们逃了一天学，非常快活。

后来我独到信阳看眼睛，泪道给楦裂了。我要回北京医治，军宣队怎么也不答应。我请事假回京，还须领到学部的证明，医院才准挂号。这大约都是为了防止干校人员借回家看病，不再返回干校。

在干校生了大病，只好碰运气。

我回家治了眼睛，就带阿圆来干校探亲。

我们母女到了明港，料想默存准会来接；下了火车在车站满处找他不见，又到站外找，一路到干校，只怕默存还在车站找我们。谁知我回京后他就大病，犯了气喘，还发高烧。我和阿圆到他宿舍附近才有人告知。

他们连里的医务员还算不上赤脚医生；据她自己告诉我，她生平第一次打静脉针，紧张得浑身冒汗，打针时结扎在默存臂上的皮带，打完针都忘了解松。可是打了两针居然见效，我和阿圆到干校时，他已退烧。

那位医务员常指着自已的鼻子、晃着脑袋说：“钱先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真是难为她。假如她不敢或不肯打那两针，送往远地就医只怕更糟呢。

阿圆来探过亲，彼此稍稍放松了记挂。只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人都在焦急。报载林彪“格尔屁、着凉”后，干校对“五一六”的斗争都泄了气。可是回北京的老弱病残呢，仍然也只是开会学习。

据说，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昧的。

一九七二年三月，又一批老弱病残送回北京，默存和我都在这一批的名单上。我还没有不希望回北京，只是希望同伙都回定。不过既有第二批的遣送，就该还有第三批第四批……看来干校人员都将分批遣归。

我们能早些回去，还是私心窃喜。同伙为我们高兴，还为我们俩饯行。

当时宿舍里炉火未撤，可以利用。我们吃了好几顿饯行的汤团，还吃了一顿荠菜肉馄饨——荠菜是野地里拣的。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

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回京已八年。琐事历历，犹如在目前。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因作此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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