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重审中国的ldquo文学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韩国东方诗话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东方诗学的研究。

四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可以理解和认识韩愈对“文”与“道”关系的强调。通行本《论语》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序，皇侃已指出其中含有缓急之别，尚未以价值论高低。姚思廉《陈书·文学传》“史臣曰”则说：“昔仲尼之论四科，始乎德行，终于文学，斯则圣人亦所贵也。”69认为四科并举，正体现了孔子对文学的重视。然而韩愈却发表了与前人不同的意见：“德行科最高者……言非事文辞而已，文学科为下者。”70他理解的“文学”，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偏于“文辞”了。这还影响了欧阳修和宋祁，《新唐书·文艺传》即云：“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71韩愈眼中的“文”，铺天盖地者是当时的流行之作，即讲求声律病犯的律诗和骈四俪六的时文，这些都是形式感很强的作品，在注重规范技巧的同时，对于文章所应具的伟大的道德感是轻忽的。与韩愈相先后，已有公开的批评之声。如贾至《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云：“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72又刘峣《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云：“国家以礼部为孝秀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响应，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73作为主管国家教育的最高学官——国子祭酒，韩愈对文学怀有很高的理想和期待，既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74，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75，也因此对以追求“声病”和“浮艳”为鹄的的文学现状深恶痛绝。他更是在一种文化自觉的框架内思考文章应有的价值，当时最大的文化挑战就是佛教和道教，征服了社会的上层和下层——从帝王到民间。要能够与之抗衡，就要重建一个连贯的、伟大的道统，使文化承担者为“一”（士）而非“三”（外加僧道），同时要有能够体现、传承这一“道统”的“文”。这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的“道统”，和体现“先王之教”的始于《诗》《书》《易》《春秋》的“文”76，并将这两者融汇为“文道合一”。只有与“道”相合的“文”，才是值得追求和推广的77。苏轼评价韩愈的历史功勋，也从这两方面着眼：“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78韩愈努力实践“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的文化理想，“惟陈言之务去”。这个“陈言”，不止于文法修辞，也包括流行理念。不仅要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的自信，而且有“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的自警，并通过教育途径，向弟子“告生以其道”，怀着绝望中的希望感叹“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以期光大其说。尽管有如李翊这样“言不志乎利”的弟子可以“相为言之”，但这有赖于坚定持久的人格修养，“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79。所以真正继承韩愈的并非其门弟子80，而是两百多年后的欧阳修等古文家和宋代的理学家。经过宋人的阐发，形成了新的文学概念。

宋人的新的文学概念，其最为人熟知的表述是“文以载道”，语出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81这段文字在表面上往往给人以重道轻文乃至否定文辞的印象，但如果注意到其立说的针对性，也就是其陈述中想要回应的问题是什么，距离真正理解其答案的目标就不远了。这是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极为重视的作为人文学研究独特性的方法论问题——“问答逻辑”：“除非你知道一个命题所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否则便不能说出它的意蕴……每一个命题都回答一个与自身严格相关的问题。”82周敦颐在这里讨论的是“文辞”，自南朝宋齐以来，人们为了区分“文”与“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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